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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事故发生之后，因不能向咖啡馆方面暴露身份，不便打听目标是进了咖啡馆多长时间才离开的，只能去询问宝蓝色摩托车停靠处附近烟纸店的店主，得知目标是在十来分钟之前把摩托车开走的，只有那个戴墨镜的男子，没看见刘小狗。据此似乎可以推断目标并未发现受到跟踪，因为侦查员在楼下店堂待了大约二十分钟，而目标和刘小狗在楼上待了十分钟左右，说明他们在楼上进行了谈话——可以理解为对方已经把要对刘小狗说的话说完了。如果目标发现被跟踪的话，按说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继续跟刘小狗谈话，应该尽快脱梢才是。目标之所以从后门离开，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从后门出去就是他停车的那条弄堂。但他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从后门进入咖啡馆呢？这一点就不清楚了。

　　会后，郝真儒要求焦允俊、支富德留下，这三位都是专案组党支部成员，他们继续开了一个支部会。由于时间比较紧，主要是由郝真儒说了说，对焦允俊跟踪失利之事进行严厉批评。焦允俊寻思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无话可说，只有听着的份儿。不过，老郝说得完全在理，他心服口服。最后，郝真儒当场写了一份百来字的报告，说要以专案组党支部的名义上报，写完后请焦允俊、支富德过目，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支富德看后表示完全同意，焦允俊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刘小狗寻思，还公了私了呢，老子为这件事官司都已经吃过两天了，政府也没说让我退出赃物嘛，只是把那个本子没收了。不过，这话不能说，昨天释放时看守所长反复交代的，若是透露一丁点儿口风，重新收监没商量，说不定还要送提篮桥坐大牢。那应该怎么跟对方说呢？这对于刘小狗来说并不是什么犯难的事儿，张嘴就来：“那自然最好是私了，不过我有难处。您可能也知道，我们是三个人下的手，里面的东西都分掉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现在让退回人家，您说这可能吗？”

　　根据车辆档案中的记载，那辆已报废摩托车的车主叫耿斯良。侦查员先去了耿斯良住所的管段派出所，一了解，耿斯良已经死了。半个余月前，他酒后驾驶那辆美国造猎狗牌摩托车在大八寺一带超速行驶，撞在路边大树上，当场死亡。耿家是开汽车运输公司的，有七八辆卡车，获知消息后派了辆卡车去大八寺车祸现场，把耿斯良血肉模糊的尸体以及撞坏了的摩托车运了回来。那辆摩托车的受损程度倒是比其主人好些，修理一下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但耿斯良的父亲看着就觉得心痛，干脆报废算数，让送到公司修车车间，把零部件拆下来放在仓库里，以便日后装配到其他车辆上使用。摩托车送到公司后，工人发现前后牌照已不翼而飞，随即报告了耿老板，耿老板对此并不重视，车已经报废了嘛，牌照被窃又算什么呢？没想到，这副失踪的牌照竟然出现在涉案者所骑的摩托车上了。

　　这一番查下来，全市共有三十一辆宝蓝色摩托车，沙懋麟便打电话问焦允俊目标所骑的摩托车是什么牌子的，是否有什么特征。像焦允俊这样一个直属华东局社会部的秘密情报工作者，在的记载中，是被称为“特工”的，而且是掌握多种技能的高级特工，不但精通无线电收发报和维修技术，而且擅长驾驶汽车、摩托车，熟知各种车辆的特征，这个问题难不倒他，当下不假思索就说：“那是一辆雄狮牌，法国货，虽然是二战前生产的，再跑十五年也应该没问题；至于特征嘛，让我想想……对了，车尾挡泥板上有一个白铜飞机模型装饰物，应该是美国贝尔P-39战斗机，就是被称为‘空中飞蛇’的那种。法国厂商制造的摩托车当然不会装美国飞机模型，那肯定是车主自己想出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全市独一无二的！”

　　这三人中，沙懋麟被焦允俊指定为负责人。沙懋麟是南京人氏，三十挂零，1936年考入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学校，招生简章上说是两年毕业，可未及毕业抗战就爆发了，不久南京沦陷，警校迁移武汉。在武汉，沙懋麟遇到了初中时教国文的邹老师。邹老师是地下党，这时的关系已经划到“南办”（南方局驻武汉办事处），经其介绍，沙懋麟加入了党组织。稍后，就去了皖南新四军总部，抗战期间先后做过新四军军法、保卫工作，担任过股长，不久又被解除了职务——个中原因，他是后来才明白的。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到苏北老区从事地方公安工作。渡江战役前夕，沙懋麟参加了华东局社会部在江苏丹阳举办的集训班，上海解放当日，就随部队以华东局社会部便衣人员的身份进城。沙懋麟出身南京富家，又上过警校，当时是怀着满腔热忱加入革命队伍的，渐渐才发现，像他这种出身的干部经常会被另眼看待，他的股长一职莫名其妙给撸了就是明证。自此，他就奉行夹着尾巴做人的原则，凡事低调，小心谨慎，尽量不给别人留下不良印象。周围人多认为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对他不怎么设防。他自己恐怕也没想到，正是这种低调谨慎的性格，使他成为了讯问方面的专家。他擅长以软磨硬泡的方式攻克坚不吐口的案犯，跟任何案犯见面，他都有本事在最短的时间内缩短相互之间的距离，使对方放松警惕，出现漏洞。

　　那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留着飞机头，身穿一看就是舶来品的浅绿色针织运动套装，足蹬美国“赛豹”轻便跑鞋，这是1949年夏秋上海滩有钱年轻人最时尚的装束，被称为“小开装”。眼前这个“小开”名叫季宝德，其父是在闸北开机修厂的资本家，因此熟人又叫他季小开。据季小开说，他骑的这辆摩托车是个名叫尤玮的朋友推来的，说是受人之托，把这辆摩托暂时寄存到他家，过几天再来取。季宝德虽然年轻，但还是有点儿社会经验的，当时心里就产生了疑问：暂时寄存？什么意思？难道这辆摩托来路不正？

　　季宝德于是点了头。他自己原来有一辆摩托车，三个月前上海刚解放时，他驾车去南市看朋友，回来途中在外滩遇到红灯停下，不知从哪里忽然闪出个穿军服的男子，掏出红色封面的派司晃了晃，说声“我是军管会的，临时征用你这车，明天这时候你去军管会取”。不知怎么的，季宝德平时的那份机灵劲儿竟然凭空消失，乖乖地下车，眼看着对方上车疾驰而去。次日，他去市军管会，方知那家伙是假冒的。摩托车就这样丢了。骑惯了摩托的季宝德突然失去了座驾，其心情可想而知。眼前有了一辆暂时可以归自己支配的摩托，他当然想过把瘾，就骑着去了几个朋友处。傍晚，季宝德去北站附近的表兄那里赴宴，把摩托停在北站站前广场的自行车寄存点。在表兄家吃过饭，又铺开桌子打麻将，手气不错，打到半夜歇手时，竟然有八十万元进账，喜滋滋出门去推车，不想就被拿下了。

　　“一跤头”本名关易笙，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其祖上三代皆是清廷善扑营的一等扑户（编入善扑营的专业角抵人员，这些人平日在营中以摔跤为业，名曰“捐弄”）。清廷覆灭后，关易笙的父亲关慕仙与一班失业扑户在天桥经营摔跤场，系著名跤手宝善林宝三爷的副手，其水平之高可想而知。关易笙打八岁起就随父习练摔跤，苦练臂、脚、腰三功，整整七年间终日与训练器具麻辫、木杆、沙袋、吊桩等打交道。十五岁出道，即被“大世界”聘为专业摔跤手，登台表演兼带接受游客挑战。他在“大世界”干了七年，据说始终保持不败纪录。

　　太平洋战争爆发，关易笙离开“大世界”，被几个资本家合聘为教师，教他们的子弟习练摔跤。其间，曾有不知其底细的几拨日本武士上门挑战，都被关易笙一跤摔倒。消息传开，道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一跤头”。抗战胜利后，关易笙应朋友邀请去北方办事，途中遭遇车祸，伤势颇重，留下了后遗症，从此与跤场告别。之后一段时间，曾有一些以前败在其手下的对手上门挑衅，关易笙笑脸相迎，烟茶款待，对方往往以为他示弱，认为总算争到了面子，得意洋洋而去。也有不知好歹非要“切磋一把”的，关易笙推无可推，只好奉陪，竟然每每都是一个回合就解决问题——“一跤头”真正是名不虚传。

　　遭遇车祸后，关易笙就在杨树浦区其住所附近摆了个摊子修理自行车。这个人心灵手巧，又好钻研，除了自行车，一般摩托车、汽车的小毛病他也能解决，大的故障因限于零部件、工具原因，就只好拒之门外了。由于朋友多，面子大，找上门来修车的顾客总是人满为患。他只好把原先简陋的修车铺扩大为修车作坊，招了几个以前跤场的徒弟，除了教修车，有时也让他们练练摔跤。关易笙三十好几，还是未婚。按说以修车作坊的收入，他的日子应该过得蛮滋润了，只因嗜赌，竟然经常拮据得揭不开锅。

　　“六室”的建立，跟一个名叫宋斯义的人是分不开的。宋斯义祖籍湖南怀化，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时年三十二岁。宋斯义的爷爷系清朝军队的七品把总，大致上相当于如今的正营级，当年驻防上海时负伤退伍，没有回乡，用获得的退役抚恤作为本钱做生意。生意做得还可以，虽说未能发大财，也没出名，但总算有了房产妻室，以及一家潇湘土特产行。老爷子去世后，土特产行传到了宋斯义的老爸手里。其老爸脑子活络，先是信了洋教，学了一口洋泾浜英语，然后物色了一个英国人合伙做生意，以祖传的土特产行作为入股资金，合办了一家专营土特产出口贸易的洋行。宋斯义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一口英语还说得过去，而且上的还是教会学校。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宋斯义十八岁，已从教会中学毕业，其父将其介绍到一家德国人开的无线电行去学技术。“八一三事变”当时被称为“中日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不但国军伤亡惨重，还殃及无辜百姓，宋斯义的老爸就是随上海市商会赴宝山前线慰劳中国军队官兵时被日寇战机炸死的。噩耗传来，宋斯义自是悲愤，国恨家仇不共戴天，他立刻辞去了无线电行的工作，奔赴距上海四十公里之遥的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去青浦干吗？“军统”在那里开办的特工训练班正在招生。这是抗战爆发后“军统”正式开办的首期特训班，戴笠对此非常重视，亲任主任，曾先后四次赴青浦督导。宋斯义去青浦那天，正赶上戴笠到场亲自面试，看了简历，问了一番，对其非常满意，当场拍板录取。

　　不过，由于战事发展超出预先的估料，“军统”的这期特训班只开了一个多月就歇菜了。戴笠下令，青训班全体学员转往湖南醴陵继续训练。转移途中，宋斯义在浙江境内患病掉队，半年后赶到醴陵时，只能参加第二期特训班了。没想到的是，他在第二期特训班还是不得安生。“军统”的审查非常严格，对于参加“团体”时没有保人的对象更要仔细审查。宋斯义的问题主要是其掉队脱离集体的半年期间究竟在干什么，是否跟日伪方面有关系。因此，他不但被禁止参加训练，还被软禁起来接受调查。根据宋斯义的自述，“军统”派员赴已被日军占领的浙江一带实地调查了三四个月，终于查明他没有问题，准许继续参加训练。

　　抗战胜利后，“军统”裁减特务，一部分特务复员，一部分特务去搞“三产”，还有一部分甚至进了荣军院学习技能靠劳动吃饭。只有宋斯义像是被忘记了似的，没有人来找他，不安排工作，也不交代出路，薪饷却是每月照发，而且当初用“军统”的钱投资的电器旧货行所挣的利润也不像抗战时那样让他上交了。在北京路上的同行眼里，宋斯义活脱脱就是一个生意人，只知埋头赚钱，从不过问政治，甚至连《》也不订不看，只是偶尔买份《申报》随意翻翻。

　　其实，“团体”根本没有忘记宋斯义。抗战胜利不久，“军统”上海区解散前，毛人凤受戴笠委托来上海开会商量善后事宜时点名留下的隐藏特务名单中，就有宋斯义的名字，而且排名第三——足见上边对他还是蛮器重的，估计主要是看中了他的职业身份掩护的有利条件。在这种状况中，宋斯义过了三年多平静日子，直到1949年2月中旬一个寒风凄凄的夜晚，随着一位从南京赶来的“保密局”（戴笠死后由“军统”改组）上校的出现，北京路上同行中有点儿小名气的宋老板终于结束了被雪藏的生活。这位上校姓刘，他通知宋斯义，局本部秘密会议决定，宋斯义将作为潜伏人员留在上海开展情报工作，其职务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华东直属第六情报室中校主任”，其主持工作的机构简称“六室”，他的代号是“老六”。

　　这位刘上校看来也是情报特工出身，记忆力超人，张口就报出了分派给宋斯义领导的六名潜伏特工的姓名、住址、职业、联系方式以及简历等，其熟悉程度，就像那六名特务是他的家庭成员似的。宋斯义也不是吃素的，边听边点头，边点头边记在脑子里，等对方说完问他“听明白了没有”时，他不慌不忙复述了一遍。刘先生微笑着翘起大拇指：“宋老板果然了得，名不虚传啊！如此，兄弟就完全放心了。关于‘六室’潜伏后的具体使命，目前局本部尚未考虑，届时需要们效力的话，会另行通知。关于经费、器材、武器等，很快就会派员送来。”

　　七天后，宋斯义在北京路上的“瑞祥电器旧货行”收到一份北站的提货单，上面注明须由他本人亲自去提货。对于电器旧货行来说，这是每月都会遇到数次的业务行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当然，没有人知道，这次宋老板去提的这批货，却是专供潜伏特务使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武器弹药、照相设备、密写药水、化学药品等全套美制特工器材。次日，又有一件印刷品寄达旧货行，寄的是平邮，包装得非常结实，拆开一看，是几本厚厚的精装外文书，不过，书里面是空的，装着港币、美元、金条和密码本。

　　这天，宋斯义接到一封没有具名的密函，用暗语通知他当晚打开电台接收台湾“保密局”总部的紧急指令。按照特务活动的惯例，像“六室”这种类型的特工组是需要配备专门报务员的，可“六室”却是例外。抗战期间宋斯义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由于他的公开身份是电器旧货行老板，上峰考虑到掩护电台的便利条件，就指示他兼任报务员。在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汪伪“七十六号”严密控制下的上海滩，他竟然一直干到抗战胜利也没有暴露身份。因此，这次刘上校来下达潜伏命令时关照宋斯义，仍旧采取这种方式。本案破获后，宋斯义一口咬定他不过是报务员，不知道“六室”的其他情况。当时案子已经移交北京，后来听说北京同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弄清楚，原来这个“老六”竟然身兼二职领取双饷。

　　当晚，宋斯义接到台湾“保密局”密令，内容是：为“进犯”东南沿海国军控制的岛屿乃至最终拿下金门、马祖、澎湖、台湾，决定研制适合于近海作战的新型鱼雷快艇，苏联方面许诺向提供技术援助，首批派遣赴沪的包括舰艇动力、鱼雷、机械、无线电等方面的专家及随员将于近日赴沪，进驻江南造船厂。上述情报被美国方面获取后，美方认为此事严重关系到台湾方面的安全，提议由美台联手对此计划进行反制。“保密局”指令“六室”，鉴于美国方面非常重视该项工作，故中情局已通知其潜伏在上海的特工人员向“六室”提供协助，届时将会主动与“六室”联系。双方之间纯属平等合作，并无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存在。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尤丽娅的上司杰克先生的安排似乎有轻率之嫌——指派一个外国美女来跟宋斯义联系，那不是明摆着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吗？干特务的最犯忌的不就是惹人注目吗？但杰克先生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之前肯定派人甚至亲自实地查看过。当时的北京路上，经营旧货的店铺不少，其时上海解放不过三个月，许多外国侨民准备离沪回国，走之前都把带不走的东西拿到北京路的旧货行来卖掉。因此，北京路上天天有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转来转去，尤丽娅出现在宋斯义的旧货行里并不算惹人注目。

　　不难想象，正满怀希望准备享受首战告捷成果的宋斯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对于一个曾在抗战时期长期活动在日伪血腥统治下的老特务来说，这个坏消息不仅意味着前功尽弃，更要命的是可能由此引发的灭顶之灾。宋斯义与龚阿康分手后，立刻按照尤丽娅留给他的联系方式要求紧急会见。两小时后，尤丽娅已经把坏消息报告杰克了。与此同时，宋斯义向另一特务魏康思下达指令，让他持龚阿康提供的购买皮包的原始发票，走访指定区域内的旧货寄售商店。

　　往下，就发生了使宋斯义大跌眼镜的事儿，杰克竟然指派尤丽娅出马去虹镇老街，当面约请那个年方九岁的男孩儿去老城隍庙吃早茶！当然，这个情况人家是不会向他通报的，而是他布置查访阿四头的下属在跟踪时发现的。宋斯义目瞪口呆之际，尤丽娅不无得意地来电通知，杰克先生已经掌握了偷窃皮包者（即刘小狗）的姓名住址，建议宋斯义采取措施设法追回情报。尤丽娅说话时带着命令的口吻，宋斯义也无可奈何，这个娄子是他的下属捅出来的，自然只有他自己去收拾了，于是忍气吞声说了声“OK”。

　　宋斯义指派魏康思去找刘小狗，因为魏康思出身上海滩帮会世家，尽管他本人的职业已经跟帮会没有丝毫关系，其上代人也已经作古，但据“保密局”刘上校介绍，这人在上海滩黑道以及各个行业公会中的人脉之广，在寻常特工中是罕见的。因此，宋斯义相信派其出马去哄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魏康思本人听说让他去执行这么一桩使命，也认为是小菜一碟。这个态度让宋斯义有点儿不放心，担心他大意失荆州，又指派另一名特务胡友三去跟踪魏康思。事实证明，宋斯义的这个安排是非常必要的。

　　要说“保密局”给宋斯义配置的这六名下属，倒还真是符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魏康思适宜于进行“社会调查”，而胡友三呢，一看那副贼头贼脑过于精明的外貌，就知道是一块打听隐私的好料。胡友三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听话，就像一条忠诚的猎犬，作为小特务来说，可以板上砸钉子似的严格做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丝毫不会走样。宋斯义向他交代使命时特别关照，让他去外滩虎丘路“摩登小馆”对面的那条弄堂口，那里有家半间门面的烟纸店，只要掏钱买一包香烟，就可以以等人为由在店里坐上一时三刻，店主不会有意见。这时，会有一个穿黑色短袖衬衫戴墨镜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六室”特务之间互相不认识）骑一辆宝蓝色摩托车载一个少年到“摩登小馆”去，胡友三的使命就是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这辆摩托车。

　　胡友三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宋斯义的指令，结果就发现有一辆送电报的绿色摩托尾随宝蓝色摩托车而来，车上的两名男子下车后也进了“摩登小馆”。由此，宋斯义断定魏康思已被公安人员盯上了。魏康思还蒙在鼓里，兴冲冲地给宋斯义打电话报告说，已经打听到被窃皮包里的那个本子小偷还没脱手，约好明天上午再次见面就可取回，被宋斯义啐了一口：“呸！你小子让人盯上了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你骑的那辆摩托是向‘一跤头’借的吗？赶快把车处理掉，就跟‘一跤头’说车被偷了。”